文章刊於2010年刊於: http://www.hkcidata1.org/database/sze/115/sze115-5.html#article
周星馳的電影《功夫》有一幕是一名滿頭肥皂泡泡的年青人向樓上呼叫：「樓上閂水喉！」導演以香港60年代作背境來搞笑，那些日子香港還是靠著天公的憐憫過生活，63年的大旱，香港只得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時1。 影片沒有詳述當時香港的水狀況，卻點出那時候市民面對的水龍頭權力生態──住在樓上較富裕兼有話事權的房東，比樓下的窮租客有權用水。周星馳的電影向來同 情小市民，只是搞笑的同時卻不敢觸碰太嚴肅的事情，因為怕不好笑。或者他認為香港已經走過那些苦日子，所以題材便無須太認真。然而，情況真的是這樣嗎？還 是我們只是把場景切換到為我們供水的東江去，卻不為我們所知罷了。本港新聞在過去幾年已經開始報導有關東江水的情況，但主要是關心輸入的水是否受到污染， 而我們的用水需求如何影響當地的生態和民生卻甚少報導。
去年9月，我與全球化監察有機會探訪東江上游地區，其中龍川縣的一條小村，便重覆了香港以前財富、權力與水的相連關係。一名熱情的村長高興地帶我們看他籌 建的3個山塘，和可以減少水分流失的水泥輸水系統「三面光」。山塘蓄起山水，田地便有水灌溉。村內的糧倉頗大，也有一些新蓋的磚瓦房，村民的日子看來不 錯，難怪他為自己能找到需要的財力和脈絡建造了這些水利設施而自豪。他的村子建在一個斜坡的上方，下方還有另一條村，當被問及那條村的情況時，他輕蔑地 說：「下面的村子沒有能力搞定這些建設，他們有幾次想偷偷地把我們的水閘打開，卻給逮個正著，我這個人沒事的，我把他們放了。」
對於這名村長，天掉下來的水並不是共有的，給他攔著便成為他村的私產。若有人放山塘的水，他便有權依法處置。他告訴我們這年雖然天旱，幸而有山塘蓄 水。我看著澄明的藍天，和渴水的禾田，我可以感受到那下村傳來的焦灼。初秋，稻田間的麥穗需要水壯潤它們，關係著那年是豐年還是瘦年。那下村的人是放了， 卻被鎖進了水與貧窮的惡性循環。
流水‧秩序‧貧窮
香港雖然也在眾河的下游，但跟那無財無權的下村不同── 我們的財富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使我們可以擺脫那屬於下游的夢魘，即使在下游，我們也可以享用東江上游清甜的水。1963年5月，香港制水，廣東省政府率先 免費輸入淡水為香港解困；同年12月，周恩來總理撥出專款，高速建成了「東深供水工程」，從此結束了香港長期缺水的歷史2。要不然，整個香港經濟可能一蹶不振，成為缺水與貧窮範例的會換了是香港人。那時嚴重的水荒不單趕走了遊客，紡織業也減產了最少30%，不少工業停產，農業及飲食業亦大受打擊3。
由於東江負責提供香港、深圳等下游地方的食用水，沿河城鄉，特別是上游一帶，多不再依靠東江而轉去小水庫或山塘取水。從上述的例子看到，如果沒有農村之間的協調，便會重覆香港當年樓上樓下和龍川縣那上村下村的情況。
大旱下的庫區村民
為確保香港的飲用水質及供水不斷，廣東省政府不單管制沿河用水，更大力保護上游的樹林，為求保流水也希望保降水。因為樹林可以減低水土流失，是水循環 中的重要環節，除經濟林外，又一律不准砍伐，村民要取柴作燃料，只得在山火之後，為村民帶來極度不便和經濟負擔；而不被管制的經濟林，卻屬私人企業，村民 不得入內。龍川縣的村委便以經濟林圍起本生的樹林，懶得自己管理。內地政府也意識到保水林對村民的影響，所以在樹林旁邊居住的家庭每年可收到100元作補 償。只是廣東省政府的美好意願，還是敵不過天氣，近年全球氣侯變異，影響水源的大旱與大澇變得尋常，去年，廣東便逢大旱。
河源市的新豐江水庫（又稱萬綠湖）負責儲備香港的用水，載我們到水庫探訪庫邊小村的船家指著露出的紅土對 我們說：「今年大旱，看，水位已跌了20多米。」當颱風「盧碧」過門不入，廣東便沒有了舒緩旱情的指望。10月下旬已是旱季，今年的降雨量少了 30－50%，農產減少達25%，東江亦不例外。我們10月探望了東江水源頭的鄉村和移民點，萬綠湖露出的紅土更多。
地緣與社群孤立帶來的經濟旱情
我們乘坐了2小時的渡船然後換上摩托車才到達那偏遠的小村。村莊在水位綫上，所以村民不用離開家鄉，但卻因 水位上升被隔離──在地緣、人口和經濟上而言。2008年才有道路連接他們到附近城鎮，但也要4小時車程。我們在村內遇上兩位正在田間收割的大姐，她們說 今年的收成不好，還指給我們看那些灰白枯死的禾穀。
幫忙收割的還有一個男人，這不是他的田，他的牛在餓肚子，因草場都枯死了，所以來幫忙收割，拿點稻草回去給他 的牛作飼料。牛是貴重的，一頭牛價值五、六千元，他必須保住。他已賤價賣了他的豬，又放了漁塘的水，損失十分慘重。今年是他的混合農場的第一年經營，本來 豬糞倒進魚塘裡，既可餵魚又可淨水，卻遇上了大旱，魚塘沒有水可以更新，所以失去了功能，變成一潭毒水。新豐水庫雖近在咫尺，但他不能用，這兒也沒有山 塘。他在深圳打工好幾年，剛回來，還有點錢，便打算明年重頭再來，籌點錢建個山塘。但在政府嚴打沿河豬場的情況下，他最終可能只會夢碎。簡單的混合農場， 如果不先讓豬糞發酵，不能全面處理糞便中的生化污染物，便不能符合當地政府的環保要求，最後都是難逃清拆的命運。飼養牲口能讓村民脫貧，但發酵豬糞是村民 不能負擔的環境配套，所以脫貧對他們來說只是個願望。
農民變成了庫民
擋不了從外而來的不安定
水庫建築常要大量移民遷村和削減人口，為保水質人口又要再減，以降低生活廢水帶來的污染。本來安居樂業的小小 農民自57年起變成了庫民，開始了漫長的不安定。我們探訪了一條曾兩度被移徙的移民村，才明白到他們的掙扎：村民被移到新地點時，瓜分了那兒原有村民的土 地，變成地少人多，難以維持生計。後來村政府要村民放棄傳統散置的獨立農舍，集中移徙至排屋，又將一半人口移到市區，土地緊張的情況才有改善。但那些排屋 不但窄小，而且粗劣漏水，政府雖說補貼了3千多元，但他們卻反欠村政府1萬8千元的建屋費。我們探訪的一家人，便投訴政府偷了尺寸，賺了工料錢。由於是排 屋，他們的口糧地和其他農地便沒有了，既不方便，也影響了他們的生計。
為改善生活，不少村民在村委的引線下以180元/畝/年的低價，及每戶可持股份及有一人可替公司打工的條件下，將自家的農地租了給一個企業攔河造人工 湖來發展生態度假村。但河給攔了，水淹了田之後，項目便停工變成了一個私人魚塘。那些村民便變成無收入戶，因為村政府將租金直接扣去以償還他們的建屋欠 債。在無望之中，有些村民試圖到魚塘打魚，卻因此與投資公司的員工多次發生衝突。此外，他們還說，因山塘後面又有企業種了桉樹，流出來的水又黑又有味，加 上這年大旱，水質變得更壞，不能用來灌溉，但又不能從魚塘引水，結果三分二稻田沒有收成。
這條村的絲瓜本來是蠻出名的，但現在卻沒有人種這些經濟作物。一位大姐對我說：「我種來賣給誰？這兒根本不夠人口，也沒有批發商肯進村收那幾棵菜。」 這條村在移徙的過程中失掉了一半人口，沒有足夠的人口支持，商業活動是無法開展的。要大姐對比移民前後的日子，她想也不用想便回答說：「當然是從前好啦， 以前我總有辦法搞點副業照顧自己，現在幹甚麼也不成。」大姐還很不高興現在仍要每天來回走一小時多的路到田和豬舍灌溉和餵豬，大姐年紀不算大，還是覺得太 花時間和勞累，可知留守在村的老人更是負荷不來。
城村差距大
村內差距更驚人
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續強勁，但貧窮的陰霾卻揮之不去，特別是農村。自70年代後期起，城鄉收入的差距便逐步擴大，現在相差更在3倍以上， 4廣州的生產總值 (GDP)更是河源的20倍以上。5這 差距不斷將農民推向城鎮打工，村內只剩下老人、小孩及要育嬰的婦女留守，進一步損害農村照顧自己的能力，也對留守兒童的成長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曾經逗兩名 小朋友玩耍，帶著他們便的是年紀老邁的奶奶。她們玩得很開心，但沒有同齡兒童的說話能力，可能是因為老人家不能提供促進成長的刺激。再說，他們上學就醫都 有困難，村校因收生不足而關閉，村診所也跟著因病人太少而結束。
城村的貧富差距讓城市對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顯得十分吸引，能將戶籍遷到城中更是不少人的夢想。當我問一名男子為甚麼當年不跟其他人一起出去，他說：「我 就是沒有他們（村政府）要求的6千塊錢，不能參加（移民）抽籤。」「這是完全不公平的，本來我們整條村可以一塊兒移到城裏，但村裏的官員卻把我們的名額賣 了好一部分，結果我們迫著要抽籤。」誰能移到城裡，誰要留下，不同的時間有不同標準，有時候是計分制，看農戶是否有4人以上，包括兩名具工作能力的成人及 能支付1千至6千元的費用等等，此刻則是經濟能力加抽籤。無論如何，若以村民本身的生產力和經濟條件挑選移民，只會拉濶城鄉之間的差距。另外，從村委促進 村民租地予私人企業及移民名額分配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農村的權力對比更是顯著，這些沒有太多資源的水庫移民往往不能操控自己的生活。
在請我們喝茶的老奶奶家中，我們遇見了兩名剛失業的年青女性，老闆要她們從深圳回來等復工消息。在公共水龍頭 那兒又遇上另外兩個，去年的金融風暴迫使她們回到村內。我們聊著的時候，又來了兩個男的。不同的是，他們不是被炒，而是自動辭職。他們說珠三角那邊的人工 太低，才六、七百元，還要扣除伙食住宿，他們覺得是白幹，所以便辭職回來。
當我們正在聊著，村口有兩個男人打架起來。過了一會，騷動完了，剩下一個中年男子躺在地上撒野。跟我們聊天的其中一個人說，這事天天都發生，因為很多 男人受不了自己無所作為。他悲憤地說：「我們（男人）現在甚麼都不是：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對領導也很不滿，認為村政府從他們數年前開始獲派發的每 月50元庫區移民補貼中扣除20元作公務工程儲備，但卻無甚作為，連基本的水利都沒有辦好，山塘的水不能吃了，山上的桉樹更將水質變得更壞，所以他們自行 花了1萬8千元打了口深水井。
庫區移民會為女性帶來的桎梏
當男人可以打架撒野的時候，女的卻沒有這個自由。一份男女適合的工作，工廠都愛聘用容易操控的女性，她們也較能容忍惡劣的環境和要求。掉了工作或要照顧老小的，便一邊挑起女性的傳統責任，一邊下田生產。農村的環境愈嚴峻，她們面對的挑戰也愈嚴峻。
現時，河源市內酒店林立，娛樂事業也同步發展，使周邊的工業廠房相形見絀。因為在鄉間，政府嚴管農林業，在城 市，則嚴禁高污染工業，所以長期以來，河源的工業發展滯後，亦因此一直向求政府要求支持發展生態旅遊。但當地人對此有所保留，當萬綠湖發展旅遊業，便取替 了當地人辦的「大排檔」和汽油小船生意。本地農民的生存空間收縮了，有人便懷疑河源的婦女只得出賣身體。究竟情況如何，仍是有待考究。
國內一項研究指女性的健康在移徙後有變壞的趨勢，庫區內的女性要面對沈重的生活及心理壓力，因為要面對移徙後地緣、經濟及社群帶來的隔離，以及不熟悉的、貧脊的土壤6。另外，一些國外研究指出土地乾旱與興建水庫會引致女性被販賣和被性工業壓榨7，因為她們除了失去了所依賴的土地、文化及社區資源，庫區其他的工作機會亦會相應減少8。我們對女性的處境很關心，因為她們往往是在權力和經濟的底層，所以我們希望再有資源，能對水庫區的女性狀況作更深入了解。
澇旱被簡化為與人無尤的天災
在這次探訪的途上，我們了解到建造水庫除了大量人口因工程移徙外，也在交通、地理、土地及社區資源等方面為農民做成阻礙。
全球化監察於3月22日「世界水日」前夕舉行的香港水論壇，討論了河源的情況，也探討了其他大型水庫對環境、 社群及降雨量減少的影響，以及水庫跟發電產能的密切關係。更揭示了工業污染如何減少了安全清潔的水源，其中，受水環境的改變而影響最深的，跟河源一樣，都 是平民。更壞的是，很多水利系統，已不是公共或國有，而是由盈利至上的大型上市公司擁有營運權，包括我們喝的東江水。可惜我們對這些不公義的事情知道不 多，那些人民的景況，除非有天災橫禍，否則難得見報。即使報導了，也普遍將問題簡化成與人無尤的天災，卻不追究那些水利系統、工農業發展和商品水產業（包 括瓶裝水和汽水）如何強奪當地人的資源，打斷了水循環，嚴重削弱了他們應對災害的能力，進一步將他們推向貧窮的深坑。水維持著人和大地的生命、健康與生產 力，水與貧窮從開始便是一對雙生兒。
香港水論壇─從回饋到公義
水論壇由河源的庫區居民故事開始，是希望從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東江水出發，去瞭解我們杯中清澈的水是多少人為我 們付出的代價，繼而關注與水有關的問題，及深入瞭解我們與水的各樣關係。水論壇希望更多人願意對問題認識和探究，並且坐言起行，積極倡議及投入可帶來改變 的行動作為對那些為我們付上沈重代價的人的回饋。我們管不了庫民的參與權、決定權、知情權和監督權9什 麼時候可以落實，但我們可以在回應他們的需要時，尊重他們，強調女性參與，並支持那些讓他們有參與權的機構；或是支持倡議及爭取環境公義及水是人權的團 體，抗衡將水物化及商品化的趨勢。我們對國內的貪腐無能為力，但是我們能堅持香港的水務公營，繼續作為優質公營水務的好例子，並拒絕投資與水務有關的股票 和基金，抗拒水變成私有藍金。我們當然要倡議政府與工業都投入資金及設施以節水節能，減低再建水庫徵水的需要。我們都是工業生產的終端使用者，也要對我們 的耗能和耗水認識和負責，以免我們的消耗成為建造更多水庫或取用更多食水的理由。水論壇藉「水足跡」計算指出直接的省水省能固然重要，但簡單一張A4紙和 一個港人愛吃的漢堡飽分別耗水1,100及2,400公升10，還未計也可能是由水庫輸來的能耗；而瓶裝水的質量不能勝過自來水的同時，能耗與水耗卻是它的300倍11。
水功利化和物化引出來的問題緊迫而議題繁雜，我們須要在我們可發揮的崗位和行動上，擇善固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