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 :釋2009年12月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http://hkwcc.org.hk/fs/article/54/Liberation_091211_300dpi-1.pdf

房署最近舉辦了懷緬舊公共屋邨日子的「光影樓情」攝影展。 透過三位攝影師黃勤帶、謝至德及蔡旭威的鏡頭, 展示了石硤尾邨、蘇屋邨及牛頭角下邨三個面臨清拆的舊屋邨的情況。影展邀請咭的主體是一位在百無聊賴中以白扇扇凉的男性老者，其原有背境退去後，被搬遷到那些瀕臨清拆樓宇的拼貼上。邀請卡給人的感覺並不和諧：那些一樣被退地的樓宇互不相干的東歪西倒，與為主體的老人被拼湊在一起，流露著圇亂　疏離與遲暮。房署以這圖像述說清拆重建計劃的合理性　－ 這些屋邨與社區都是老去、破落、與周圍沒相干、無作為的他者，都是跟現在甚有距離的過去式。房署只有破舊立新，那些地方才有將來；署方可以做的，便只是找來攝影師將影像留下，讓我們透過展覽圍觀這些物化的集體記憶。

然而影展裏投影的，卻是與房署的論述截然不同的影象：裏面展出的照片鮮有孤獨與無聊，多是積極與有所屬有依歸。邀請卡裏面那位老伯是安坐在自已家中，他手中的也不是一把白扇，只是印著潮流偶像的頭象。相片被房署退地後，拿走了主角本有的依屬和時代性。影展裏的屋邨也不老氣，老中青各適其色在工作及生活中展示著一張張的笑臉。其中一張黃勤帶的照片：一位小朋友在昏黃的燈光在蚊帳裏得意的看著鏡頭。那小朋友在我們不以為然的環境裏創造了一個自己喜歡的世界，然後透過攝影師向外界展示。蔡旭威一系列的照片裏，拍攝到居民如何將先天不足的建築，改變成多用途的溫情空間：裏面有幾戶人家齊齊坐在門口邊做菜邊談天；樓下：一位老闆娘毫不介意被圍在貨物中間，一臉甜蜜的與老伴進餐；另一廂，不知是誰的小孫子正與光頭叔叔在食肆前玩擊掌。這些生命力充沛的圖象與房署的邀請卡的反差，讓人去想究竟那一個論述才比較貼近現實，房署拆了的又是甚麼。

不復再的舊區睦鄰關係

展覽的下層設有錄像放映，裏面訪問了一些居民。他們對遷拆的感覺是複雜的，他們不會懷緬那些殘破細小的居所，卻唏嘘倍伴他們走過了不少日子的親密社區關係，很快便會隨著樓宇的清拆而流逝。

我無意浪漫化那些舊型公屋，它們所提供的居住條件並不理想：單位面積細小也沒有私人空間，生活上一家子以及鄰居都不免擦槍走火。攝影展裏展示的是參著了攝影師與被攝者互相過濾和互動的結果。另外，如果三名攝影師當中有女的，拍出來的那可以曾加這次影展內容的層次和複習性。女性的身份也許能給予被訪者更多的安全感和認受性，讓被訪者更能掌握話語權，特別是女性的被訪對象；而女攝影師也可能因女性自身的經歷，從而明白女性的日子，使其更有機會繞過表面的浮光，拍攝到更貼近生活的圖象，可惜女攝影師在這次展覽裏沒機會露臉。另外一個選擇是讓居民們自己拿起相機，自己來說自己的故事。我在國外曾要求一個項目的參加者拍攝自己的生活。當中一名行動有障碍的組員拍攝了自己煮食的過程──照片裏是她是狼狽的，她手臂焦疤纍纍，因厨房裏的灶台及電爐均不是為使用輪椅者而設計，而是為穿了高跟鞋燒菜的女仕而設計。另一位組員拍的是荏夜在多倫多家為潮族們趕製Just-in-time時裝的媽媽　──　非裔移民很多都活在加國的底層，薪金微薄的外發件工讓她日以繼夜的在衣車傍工作。港加兩地或有不同，但相信要是話語權是在屋邨居民手上，那影展相信只會豐富了他們的故事，讓我們更能明白和感受這些公屋居民，如何在擠擁和紛亂的屋邨，創造了它的可居性。

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慶幸這影展讓居民與攝影師透過影象告訴我們可居性包括些甚麼。特別是蔡的照片，他以超廣角鏡以及全景與縫合，展視了舊公屋特有的結構與空間¹。舊屋邨的居住面積是細小的，但走廊與其他公共空間卻相對寬敞和具相連性。現在的公屋，以保安和建築面積為理由，Ｙ型和Ｈ型的相連性建築不再出現，連同它們的連繫性與公共空間也一併消失。他的影象將這些條件拿強化呈現，包括居民的生活與感情，迫視著我們新蓋的建築環境，對照出這些早期公屋設計時沒有想過的動人意外。

殖民時代的政府於初建公屋那時壓根兒沒有為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基層作足夠的投放，美其名為積極不幹預政策，其實是不管民生。當時香港於英廷只是一個可利用的深水港。1953年的大火催生了香港公共房屋政策。但政府以緊急為理由，推翻原定已經是很小的空間標準，將人均需要壓縮在超乎想像的細小空間；並以最少的投放，最簡陋的設計安置了當年５萬多的災民。當時的公屋概念，並不是要給有需要的群體蓋甚麼理想居停，主要是怕流離失所的災民會做成社會不穩定²。真不知道那些從花園洋房的英國來的官員，當年如何能拍板讓５個大人擠在120呎裏。

先天不足催化鄰舍關係

然而，先天不足的條件卻意外地催化了鄰舍及社區關係。在舊的公屋裏，家家戶戶的門在夏天經常敞開，為了是降溫和空氣流通，那又長又暗的走廊又陰又涼，也成就了人情的流動：孩子在公共空間追逐嬉戲穿家過戶，已不是絕對的私房擁有。善用公共空間的，也有大人。家裏地方狹小，那兒的走廊及其他的公眾地方，除其設計用途外，只得按使用者的意願而變更，也造就了互相關顧的舊區，彌補了當時社會服務的不足。可惜的是，這些社群關係在新建的公屋和其他津房裏，卻鮮有重覆。最近與一名單親公屋居民聊天，她的經驗可說是上述情況的印證：她有工作能力也想工作，但最近卻放棄了一份部份時間的工作機會，因她找不到可以接送及託管十歲女兒的鄰居或設施。她從舊屋邨遷入的到新的公屋已有好幾年，卻慨嘆建立不了可信任的鄰舍及社區關係，只好繼續留在家中陪女，依靠綜援。

男性主導的建築設計

當然社區結構是複雜的，包括人口及文代更替，但建築空間的影響不容小嘘。在卡迪兒影響下的建築設計，都是以個人化、單元化和以中產及男性視角為主導，做成疏離比建立關係容易。從舊區搬過來的，只能一邊高興新的居所給予了他們較多的居住空間，照顧到個人私隱和需要；一邊嗻嘆在新的社區裏不再有從前的關係和人際資源，包括那些女性特別倚重的鄰舍關係。建築的結構有意無意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從前如此，如今也是。

我們現在擁有比以前更多的資源，但在缺乏女性和社群角度的建築設計下那些鄰舍關係卻不曾重覆。蔡的一張照片裏有一名小孩以有滑輪的椅子推著婆婆在走廊玩耍，這在新建的公屋根本不能發生，因走廊太窄，有些更又悶又熱。其他照片裏展示了的活動也是一樣。至於商舖，領匯管轄的屋邨也容不下建立關係的商業活動。建立關係需要空間和時間，若租金昂貴，一般商品便得有川流不息的客人，其他都變成了奢侈品。且說甚現代的文具店吧：屋邨裏的家長帶孩子到文具店，遇到有甚麼不明白不知道，老闆或店員大多會協助選購，貨物買錯了還可以退換；他們也會是不少消息的來源，看著孩子長大，不時也會幫忙教誨。可是最近有文具批發商告訴我，多間屋邨裏的文具店子都已關門大吉。區內的小文具舖關門以後，家長便只得到大型商場或區外的店舖去，做個沒名沒姓沒有面貌的顧客。錢和時間都花多了，卻少了支援。現代的文具店既難以生存，遑論大多古老的行業，如香蠋舖。香蠋舖不單售賣祭品，也按客人的祈褔心願剪紙扎作，許願祈福。新的屋邨不准公開祭祠活動，影展裏替街坊祈福製作祭品的情況將不復在，但這些活動卻有實際安撫哀慟和不安心情的作用，也是一些居民心理治療的土方。專業心理輔導於他們來說只是天外之物。

本土文化煙沒為店舖東主帶來身分危機

舊邨清拆後，蔡在影展裏紀錄了的巧手精工，或是另一種的本土文化也隨之煙沒。由始至終，我們只標籤這些為舊日的迷信，而想不到如何對這行業另眼相看，使其能在我們的生活裏活潑流傳。至於其他傳統行業如理髪店、藥材舖和粥麵店等，如香蠋舖一樣，東主多是年邁的男性，鮮有資金和精力在新屋苑東山再起。在這些店舖謝幕以後，那些本來以店舖作為身份的人，便失卻他們的「名片」，面對身份危機。部份可真會的成為「光影樓情」房署邀請卡上的與周遭脫節的無聊老頭。更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名片」，可能等同是領到一張催命符：沒有了有規劃的上班生活和自己工作的份，很多男性心理和身體質素會每況愈下，照顧的重担多會落在老伴，或是被圍堵在傳統照顧家庭角色裏的女性家庭成員身上。若沒有互相關心照應的社群在身邊，她們的日子只會不好過。日子一長，自己也會被拖垮。最近，新婦女協進會在土瓜灣做了個婦女心理健康調查，發現女性的精神狀況除擔心自己的健康外，便是源自照顧家庭的壓力³。香港雖自詡為國際城市，但不少女性還是擺脫不了傳統角色，特別是低收入社群。Women’s Foundation 2006 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的中年婦女是最受困擾的一群，她們的自殺率屬全球第二高，高齡婦女的自殺率更奪冠⁴。顯示香港婦女面對的壓力殊不簡單。

需要有女性角度的建築空間

我們現時還不知道女性長者自殺率高企的原因，但年長女性比男性擁有較少的資產，如儲蓄或退休金，所以失去了鄰居的支援，日子便很難挺下。另一項研究指出只有四份一自殺者曾經接受心理輔導，指這方面的服務有待加強⁵。服務加強當然是求之不得。然而，公共服務有它的功能，也有其局限，其中包括這種服務的在缺乏推廣下的認受程度；另外，這些服務的提供者並不一定有女性主義角度和敏感度，可能更深化事主悲涼和無助感。公共服務亦很多時候會是有需要的群體異化和及社會隔離。老人院便是其一，不少老人視之為畏途。所以在要求社會服務延申及催促其能擁抱女性角度的同時，這些老屋邨的坊眾在影象中在提醒了我們，一個能讓生活，尊嚴和互愛延續的建築空間也極其重要。

政府留下石硤尾的美荷樓，重建後的牛頭角下邨將建成「文化廊」或其他象徵式的設施將這些社群多年建立的生活留下一點痕迹。但遷出了原居民的美荷樓及其他設施還有替這些居民說故事的能力嗎？就算是有，我們是否甘於這些故事只是我們的集體回憶，或成為一些不再延續的斷線？還是，我們可以一起更多認識建築環境對不同的人，特別是資源較困乏的群體的影響，或許我們能協助居住了全港一半人口公共房屋繼續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