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珮蒂亞(Hypatia of Alexandria 西元350-415)被譽為世界首位著名的女性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在博學院任教,深受貴族弟子們愛慕。當時的亞歷山大港是自由開放的世界學術重地,繼承希臘傳統文化。可是以貧民為主的基督徒日漸壯大,用「神蹟」煽動群眾反上層反「異教」,圍攻博學院,破壞大圖書館。羅馬軍方無法控制,唯有接受基督信仰,排斥任何對抗的人,還敵視曾經合作的猶太教徒。大膽敢言的海珮蒂亞被貴族才俊癡戀,被熱血奴隸暗戀,她則專注學問,在血腥狂暴的衝突中,仍然苦心鑽研地球與太陽的運行軌迹。但她終於成為教會專制極權的犧牲品,遭基督徒暴民凌虐殘殺。片中充滿宗教爭議並大膽地提出批判及反思。西班牙人艾美尼巴(Alejandro Amenabar)一手包辦了導演和編劇。
電影從宇宙穹蒼開始,從外太空俯瞰地球,然後鏡頭從天空逐步推回地上;影片也是在穹蒼結束,鏡頭從紛亂的世界退回寧靜的天空。中間講述了一個冷靜和酷愛和平的女科學家海珮蒂亞(下稱H)身處亂世的故事。她的學術地位和父親的緣故讓她具有政治影響力,但最後卻死在一群自視為基督徒的暴民手中。原因是他們的宗教領袖宣告女性必須沈默和蒙頭、必須在公共領域消失,而H則拒絕服膺。這部電影的英文名字是Agora(廣場),是男性理性論世事的地方。
電影的場景是繼希臘之後,羅馬政權下的埃及國土亞歷山大港。社會上貧富懸殊,窮人生活困難也沒有尊嚴,蓄奴仍十分普遍。希臘大權旁落,但權貴和學術圈仍守著上層建構/知識製造者的超然位置。當時基督教已貴為國教,不再是被逼迫的地下組織;有人努力傳福音,高舉耶穌站在邊緣社群角度的說話,又有照顧貧民生活的組織,於是吸引了一眾落泊的人成為基督徒。因為社會長患不均,這群人如長貧如洗的馬克斯(Karl Marx)一樣,深信公義只能透過鬥爭達成,其中卻沒有寬恕和仁愛。當時聖經已經出現,並被奉為正典,解釋權落在少數的宗教人士手上。
俯視的角鏡意圖凸顯科學理性
導演艾美尼巴用俯視的角鏡說故事。在基督徒暴民大肆破壞圖書館時,鏡頭再度升起從空中俯視反智的暴民,影像令人聯想到將黑死病傳遍歐洲的老鼠──政教勢力和民粹暴力相互勾結繁衍,便將歐洲推進黑暗年代。繼希臘人之後,另一大族群也跟著遭殃:猶太人與基督徒發生衝突,執政者的判詞竟是殺盡猶太人的婦孺,流放所有猶太男性。當所有異教勢力被消滅後,議事堂便要求議會人信奉基督教。
那時候,唯一還有影響力和敢言的,便是醉心天運研究、圖書館長女兒的教授H。H的學生不少先後在政教上成了重量級人物,包括一直愛慕和倚重她的市長。市長雖然試圖反抗大主教以字義釋經,不同意女性須被規範、蒙頭和禁聲;但還是降服在高舉聖經是不能被挑戰和自由解釋的正典的淫威下,出賣了H和女性。聖經成為了權力和管治的符號,被煽動的信徒在大街上將她拿下,強拉進會堂,脫去衣裳,執行極刑──凌遲和石砸。鑲著基督標記的會堂之外,俯拾即是的竟是可用作砸刑的石頭。當眾人找到足夠的「刑具」施刑時,鏡頭再一次抽離,回到安祥的天空。然後字幕打出:世界從此進入了黑暗時代。千多年後,加利略的天渾研究印證了H的學說。
H是艾美尼巴的理想投射及對時代的控訴。她美麗睿智、坦白勇敢、還有女性的敏感與關懷;她理性冷靜,熱愛和平;她的敢言和影響力卻讓她被互相勾結的政教右派所殺。艾美尼巴將4世紀的故事搬上21世紀的銀幕,大概是深感宗教右派與政權又在私相受授,受威脅的已不單是城甲城乙,而是整個地球。H在戲內是唯一頭腦沒有發熱的角色,在生死攸關的時候,還向她的主教學生明志:「你不可置疑你的神,於我卻是必要。」
然而,導演艾美尼巴鍾情的並非女性化的人文情懷,而是男性化的科學觀點:電影開始與終結的地球影像和加利略的天渾研究結果都是雄性主導的科學視角。他相信抽離的、客觀的角度能將混沌愚昧的世界整理和排比清楚。影片中充斥了二元視界,例如:屬天/屬地;紛亂/有序;理性/感覺;文明/野蠻;男人/女人。愛天文數學的 H是他的視角代入,在片內判別善惡明暗。然而他沒有審視這些二元化表象之間複雜的互動與連結,也沒置疑那些分割線和優劣排比的正確性和建構過程;更不知道自己的特權與盲點,如自己的性別、階層和訓練;只是簡單地將與自己不同的一方妖魔化或忽略。H在戲內控訴政教雜交而衍生的霸權,但將父權加諸女性身上的種種桎梏接受為理性的正面選擇,亦不曾過問當時社會的權力及財富嚴重分配不均。
海珮蒂亞的性別觸覺
H生在一個充滿歧義的年代。她能夠參與科研和在高等學府執教,全因其父是位高權重的圖書館長,並且守著獨身。若她嫁作人妻,便會失去一切特權。H對此安然接受,以求與男性看齊,對父權毫無批判。她用來拒絕追求者的沾了經血的手帕,更是她對女體及其生理周期的輕蔑。在專注周而復始的星宿時,她卻冷對自已體內能帶動生命奇跡的周期,是內化了建制對女性的歧視。當清一色的男學生藉著她的授課而相繼成為管治者時,她沒問過女生何在。面對著貧窮與階級,她也沒反問過為何有奴隸和賤民充斥社會,而她個人則地位優越。她急性子時曾罵家奴是蠢貨,露了階級觀念的底。她以流放代替了家奴意圖侵犯的死罪,沒讓那年青人自行選擇去留,即使外面的世界很殘酷不仁;這點也窺見她的主子心態。政教相交下那明刀明槍的硬暴力,H是挺身對抗了;但從以上可見,她對深層的暴力並不察覺或了解,她的置疑是外向的,並沒包括自己的權力和行為。在男權主導的世界裡,接受了二元化性別論述的她,也容易無視階級或經濟不義。即使她一輩子試圖與女性的自身疏離,但大主教以經文認定她不蒙頭和公開發接意見為不守婦道,被煽動的群眾暴露了她的女體,以淫亂的罪名要將她處死。當中沒有男的再可為她說話,因他們早已棄船或歸邊;也沒有任何女性可以與她連結說話,因她沒有爭取過女性存在於公共空間。最後,導演對女性的輕蔑,以致虛構了一個男性角色,單人匹馬解救H免於石砸;不讓她寫下自己的最後一頁。
H可是生存於千多年前,可嘆的是,當代不少亞洲國家女性領袖的故事竟卻如H的翻版──都是倚仗著父親或丈夫得權位,例如前菲律賓總統科拉桑。然而,她們在任內頂多只是為女性增加一些服務和福利,卻少爭取平權;所以女性國民的地位依然落後。她們沒有搖動父權,可能是如H一樣內化了這世界觀;亦可能是害怕失去權力,儘管那權力是來自已成為權力象徵的亡父/亡夫,是依附著男性生殖器官的再現。
重新想象: 奴隸Davus換成女版
電影中沒有角色對權力符號免疫,只有被H流放的家奴較好。導演艾美尼巴對此虛構的奴隸角色命名為Davus(下稱D),那是在羅馬一齣戲劇Andria裡,一個十分聰明的奴隸的名字。D看到社會的不公平,於是參加了基督徒武力抗爭的行列;卻在腥風血雨中感到強烈的不安,然後頓悟暴力文化實與基督的愛相違,不能達至他所渴望的自由與公義的願景。他熱烈地愛戀著他的主子H,不忍心看見她受刑,選出親手把她了結。D以他的方法保護他愛的女性的同時,也奪取了她自主自己最後一頁的機會。歷史上H的死亡是十分震撼和具控訴性的,導演卻藉著D換了一個他想要的結局,弱化甚至消滅女性的聲音。不過觀眾仍然可以從中窺見,守護者與壓制者常同是一人。
後記:Davus這角色安排頗奇怪:H的身邊怎會有白人男僕?說白了他是用來滿足導演的白人/男性世界的投射,讓論述順理成章。要顛覆導演的投射,我們可試想那好學而愛慕H的奴隸是深膚色的女性,那麼劇情會是怎樣?H的性別和階級盲點,甚至性向,會否因著她而受到挑戰?當所有空間都幾乎是男性的時候,女奴在被流放後何以營生?她會像D一樣獨自營救H?還是會與姊妹連盟,上演出人意表的好戲?抑或是在男性主導的空間裡不能自已,最後跟H一同赴死以控訴世界?或許我們可再聚首一堂,一塊兒編一套女版家奴的Agora,看世界是否可以不一樣。
考書目: 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London: Routledge, 1993). Parker J Palmer, To Know As We Are Known: Education as a Spiritual Journey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1993). ——————————————————————————–